作者喬忠延
革命潮頭的臨汾義士
辛亥革命推翻帝制,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。在這場壯舉中,臨汾沒有甘居人后,而是勇立潮頭,涌現(xiàn)出了不少革命義士。他們留下了無數(shù)可歌可泣的事跡。
投身山西的“爭礦運動”,為即將爆發(fā)的辛亥革命推波助瀾。光緒二十四年(公元1898年),英國福公司與山西當局私立條約,將平定、盂縣、潞安、澤州等地的煤鐵開采權據(jù)為己有。這一事件引起有識之士的氣憤,可是清政府居然雪上加霜,又將平陽一線的礦權也一并出賣。1905年,福公司為開采與當?shù)剜l(xiāng)民發(fā)生沖突,山西各界趁勢行動,學生游行,士紳通電,紛紛表示“礦存則山西存,礦亡則山西亡”,一場連續(xù)幾年的“爭礦運動”氣勢洶洶地開始了。翼城縣人李春溥,時任監(jiān)察御史,曾兩次冒死上疏光緒皇帝,氣概超群,令人欽敬。
李春溥對故鄉(xiāng)爭礦之事倍加關注,光緒三十一年(公元1905年)二月,他就上疏光緒皇帝,對外務部在英公使面前的軟弱無能、提出尖銳的批評,還一條一條批駁了英國當局的無理要求。他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,言辭義正地寫道:若事復一事,讓而又讓,我中國又從何富強哉?”這次上疏后,聽說英公使著人前來斡旋,李春溥怕我方讓步令英方再討便宜,又上一疏,懇請皇帝“諭飭”丁寶詮,勿稍退讓,以保權利”。置身宮廷,位居顯職,忘記個人憂樂,憂天下之憂,憂民族之憂,實乃中華棟梁。
山西“爭礦運動”風起云涌,激發(fā)了四川和兩湖一帶的“保路風潮”。1911年5月,清政府與英、法、美、德4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,出讓了粵漢、川漢鐵路權,遂激起新的公憤。6月,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。8月,成都罷課罷市。9月,軍警開槍屠殺請愿民眾,釀成“成都血案”。不久,同志軍揭竿起事,四川各地聞風響應。清政府欲從湖北調(diào)兵彈壓,由此為導火索,引發(fā)了彪炳青史的10月10日“武昌起義”。隨之,各省紛紛響應,“辛亥革命”隨即爆發(fā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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